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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帝國”遺產到英國“飛地”:二戰結束前后美國視野中香港形象的轉變及其意義

                                            2019-08-06 02:44:06 歷史教學·高校版2019年7期

                                            摘 要 二戰期間至戰后初期,美國政要和社會精英一度熱議涉港事務,初步形成對涉港問題的基本態度和政策框架。香港對于中英兩國的特殊意義,以及香港對于美國的有形和無形價值,在二戰結束之際隨著大國關系的變化發生顯著轉變,美國視野中香港的形象相應地從“帝國”遺產轉變為英國“飛地”。以此為起點,美國政府始終圍繞美中、美英關系塑造香港的形象,評估香港的價值,進而制定香港政策。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以前,美國對香港的定位始終沒有脫離美、中、英三國關系,美國對港政策在本質上是美國對華政策和對英政策的一部分。

                                            關鍵詞 香港形象,香港價值,美英關系,美國對華政策

                                            中圖分類號 K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457-6241(2019)14-0051-10

                                            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的香港研究熱潮中,外交史領域的關注重點是香港戰后地位和香港(日軍)受降問題,國內外學者對中、英、美三國首腦在相關問題上的態度提出諸多見解。然而,二戰期間至戰后初期,涉港問題在美國引起的關注不限于國家首腦,也有眾多社會精英通過媒體就香港地位等問題發表個人看法,形成具有較強一致性的認知。杜魯門執政后,一些政府部門①也參與了有關香港的研究與政策設計工作,圍繞相關問題形成一批官方文件。這些官方和非官方文獻直接或間接地展現出這一時期美國視野中的香港如何從“帝國”遺產轉變為英國“飛地”,呈現了美國政府在美英關系和美中關系框架下對香港作出的評估。二戰結束后大國關系調整,美國視野中香港的形象連同其政府對香港價值的判斷與運用隨之調整,并形成相應的香港政策,成為美國對外政策中為數不多的針對某個地區的系統政策之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更多地將視野轉向遠東地區,開始關注并介入涉港事務。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對涉港事務特別是香港地位問題所持態度,曾在中、美、英三國史學界引起學術爭議。中國內地學者大多從中美關系和國家主權角度闡釋這段歷史。②以孔華潤(Warren I. Cohen)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對英國的“帝國主義”持批判態度,宣揚美國政府在“殖民時代”結束之際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①具有英國學術背景的學者從美英競爭關系角度回溯戰時香港地位問題,強調美國排斥“帝國”,并以香港為示范對戰后地區秩序提出新設想。②因涉及中國主權、英國在華利益和美國的地區安排,相關研究相應反映出各國學者截然不同的立論視角和解釋框架。事實上,在英國的視野中,香港自從被割占開始便成為帝國的一部分。在二戰結束之際,從日軍占領下收復香港事關帝國的榮耀。③同一時期,美國各界也普遍將香港視為“帝國”的象征,卻并非出于維護“帝國”,而是借此推動反法西斯戰爭并構建符合美國需要的戰后新秩序。在這場樹立并傳播香港形象的活動中,美國總統和政界精英始終掌握著影響國內外輿論的話語權。

                                            在將香港塑造為“帝國”遺產的過程中,羅斯??偨y的個人立場和相關言論舉足輕重。早在考慮香港戰后地位之前,羅斯福對帝國的態度既已成形。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曾指出,羅斯福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反對傳統殖民帝國,他將帝國視為和平的最大威脅和暴力的煽動者。④二戰期間,羅斯福屢次就帝國問題同丘吉爾針鋒相對,堅稱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既在于同“法西斯奴隸制斗爭”,也要“解放那些身陷落后殖民政策囹圄的民族”,⑤進而在戰后確立自由、獨立、安全、平等的“國際關系新準則”。⑥在羅斯??磥?,反法西斯戰爭具有雙重任務:美國在同英國并肩應對法西斯擴張的同時,也要向大英帝國發起挑戰,就戰后新秩序及其領導權展開競爭。

                                            羅斯福的上述看法在美國政府中擁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包括副國務卿塞姆納·韋爾斯(Sumner Welles)和總統特使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1942年,韋爾斯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如果二戰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它必須保證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主權平等”,“帝國主義的時代結束了”,《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適用于“所有大洋和大陸”。⑦威爾基在同蔣介石商討戰后中美合作事宜時也強調,“英國為帝國主義者之領導”,若戰后繼續保留其殖民地,并為荷、法等國競相效仿,美國將“無從阻之矣”,故中美兩國共同面對的“第一件合作大事”,當為設法打消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在中國“消滅勢力圈及占領地之存在”。⑧威爾基隨后發表的講話轟動一時,他將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表述為實現自由并終結“帝國”,“自由國家的共同體”將在戰后“取代大英帝國”。⑨顯然,美國的參戰目標并不局限于擊退軸心國家,也包括阻止殖民國家在戰后重建帝國。在美國政要的戰爭動員中,構建不同于“帝國”的新秩序與反法西斯戰爭合而為一。

                                            羅斯福及其他政要對“帝國”的態度源于一項共識,他們認為英國將在戰爭期間收復失地進而復興帝國。美國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Joint War Plans Committee)在進行對日作戰規劃期間就曾指出,美英兩國遠東戰略的根本分歧在于英國試圖“重建帝國威望”。①英國國防大臣哈斯丁·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就此提醒首相艾德禮,“不宜就香港問題特別致電美國總統”,以免使美國認為英國致力于原封不動地保持“殖民帝國”。②美國政要對英國重建帝國的擔憂并非捕風捉影,即使反法西斯戰爭存在共同目標,美英兩國也依然在暗中競爭。

                                            二戰期間,羅斯福及其他政要對“帝國”的看法決定了美國視野中香港的形象。事實上,美國政府代表曾多次向國民政府轉達羅斯福對“帝國”的態度,并將其擴展至香港戰后地位問題。羅斯福特別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訪華期間向蔣介石表示,“英帝國主義將永遠過去,此次戰事結束之后……所謂香港與匯豐銀行等皆將成為過去之陳跡矣”。③美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發文強調香港屬于中國,保證戰后和平的基礎之一是“結束帝國剝削”。④至羅斯福逝世后,駐華大使赫爾利依然認為香港是“尚未解決的影響亞洲當前戰況、未來民主和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之一”。⑤在這些政要看來,隨著帝國的瓦解,作為帝國遺產的殖民地將成為歷史,中國應順理成章地收回香港主權。這一時期,美國政要出于多方面的考慮,將香港塑造為英國的象征。一是香港的地位關系到羅斯福對戰后地區秩序的整體構想;二是美國政府所持態度對于調動中國的抗戰熱情具有重要意義;三是香港的處境會得到美國民眾的同情,有助于美國國內戰爭動員。出于反法西斯戰爭和構建戰后秩序的雙重目標,羅斯福及其他政要尤其強調香港是帝國的歷史遺產,在主流觀念中將香港的未來與瓦解帝國銜接起來。

                                            與此同時,美國眾多社會精英也在各大報刊發表文章,就大英帝國和香港地位問題表達了相似的意見。遠東問題專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發文表示,中國以國土遭受蹂躪為代價換取戰爭勝利,不是為了回到領土遍布“外國前哨基地”的舊秩序之下,“帝國移交權力”的時代已經到來,西方大國應“全面撤離中國”。⑥著名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香港淪陷乃帝國競爭所致,反法西斯戰爭遭到譴責也是由于西方國家試圖“恢復帝國”,他借媒體向英國施壓,要求丘吉爾將“亞洲的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解放戰爭”。⑦在政論家劉易斯·科里(Lewis Corey)眼中,“執迷不悟的帝國主義者”固然堅持重占香港,但戰爭的目的不是恢復“帝國”,香港必須在戰后歸還中國。⑧這些社會精英形成上述共識的出發點各不相同,或從學理上加以分析,或闡明政治取向,但無不認為英帝國及其治下的香港是舊時代和舊秩序的遺產,無法與戰后新秩序兼容。美國對于“帝國”和香港形象的塑造是奏效的,在這一共識的影響下,英國因未在開羅會議上承諾歸還香港而遭到《生活》雜志的嚴厲譴責。⑨

                                            美國各界人士對香港形象的認識或塑造是雙向的,香港既被視為大英帝國的遺產,也被描述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標。香港淪陷后,日軍對其展開大規模劫掠和全面管治,昔日的“大英帝國殖民地”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①未及撤離的美國人遭到日軍俘虜監押,其中包括時任美國駐港領事羅伯特·沃德(Robert S. Ward)。沃德在此期間觀察日本對香港的統治方式,并就此撰寫報告,輾轉遞至美國政府。報告指出,日軍剝削香港社會精英和中產階級,將他們納入“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以香港為基地建立各種宣傳機構,傳播“大亞洲”思想并攻擊“白人帝國主義”;致力于“清除英美勢力”,“解放亞洲各民族”,最終建立東亞“新秩序”。沃德強調,日本侵略者一心追逐“帝國目標”,不可能樹立“自由”“公正”的理念。②

                                            據沃德報告,滯留香港的歐美民眾不幸成為日軍暴行的“受害者”,③他們的經歷也促使美國各界持續關注香港。遭到日軍俘虜的商人詹·馬斯曼(Jan Marsman)重返美國后,受邀向軍方傳達重要情報,羅斯福本人更鼓勵他將所見所聞公之于眾。隨后,《星期六晚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連續數周對馬斯曼的被俘與逃亡經歷做了長篇報道。④戰爭期間,此類報道屢屢見諸主流媒體,⑤更有美國戰俘就赤柱拘留營(Stanley Internment Camp)的情況著書立說。⑥這些讀物鞭笞日軍的“殘忍”與“野蠻”,堅定了美國民眾的參戰決心,也呈現了美國人對香港這座“牢獄之城”的另一種看法,即香港淪陷是“極權主義”的軍事勝利,⑦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根本目標。事實上,美國各界不僅抨擊英式“帝國主義”,也極力鞭撻日本軍國主義特有的“帝國主義”形態,香港在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是“帝國”統治的象征。

                                            在美國的主流輿論中,戰前和戰時統治香港的兩種不同形態的帝國,都將在戰爭勝利后走向瓦解。隨著舊制序由盛轉衰,取而代之的新秩序、新形象也在醞釀形成,香港理應在戰后體現地區秩序的新面貌。在這方面,羅斯福和其他政要對香港的安排并沒有停留在宣傳層面,而是提出具體方案,試圖使香港成為新秩序的象征。美國政要大都支持瓦解“帝國”,但對其實現方式提出不同意見,形成漸進、激進兩派。國務院認為,威爾基和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關于英國、法國、荷蘭殖民地立即實現獨立的主張過于激進。事實上,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從未試圖推動那些“尚未準備充分”的民族即刻獨立,他們反對“帝國”進而推動自治或獨立是有條件的。⑧羅斯福為此提出建立國際托管機制,并將該機制應用到兩類地區,一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自治或獨立的地區,二是主權國家無法有效管治的地區,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島嶼屬地即被歸入其中。⑨關于國際托管是否普遍適用,政府內部同樣存在分歧,但即便對其普適性表示懷疑的國務卿政治顧問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也建議將香港納入其中。甚至英國外交部官員也認為,美國政府所謂“尚未準備好實現獨立的地區”包括英、法等國的島嶼屬地,特別是香港。⑩香港不僅在國際托管機制方面具有了示范價值,羅斯福也為它安排了實際功能,即將香港開辟為“自由港”。羅斯福就此明確提出,在香港“升起中國旗”后,將“香港九龍一部或全部劃為自由港區”,向所有國家開放貿易,“不征一切捐稅”,使中國對“建設世界”做出貢獻。①“國際托管”和“自由貿易”是羅斯福對戰后國際秩序做出的兩項新安排,香港顯然成為新的政治-經濟秩序的代表,是取代英國主導的“帝國”秩序的典范。

                                            二戰期間,美國政要和社會精英以多種形式塑造香港的形象,都是圍繞瓦解帝國進行的,他們很少談及香港歷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事實上,羅斯福及其他政要通過將香港塑造為“帝國”遺產,挖掘它的無形價值和象征意義,試圖一方面拉近美中關系,推動反法西斯戰爭進程,另一方面削弱“帝國”的合法性和大英帝國在遠東地區的勢力,最終旨在構建美國主導的戰后新秩序。然而杜魯門執政后,隨著大國關系的調整,美國政府對“帝國”和香港的態度相應發生變化,相關問題也逐漸退出公共輿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致使中、英兩國繞過了光復香港的軍事行動,直接面對香港受降權歸屬及戰后地位問題。兩國政府既對接管香港作出軍事與政治安排,也在外交方面分別爭取美國的支持,進而圍繞受降權展開一系列交鋒。受降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戰區決定的。從二戰最初的戰區劃分來看,香港島和九龍地區屬廣東戰區,為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所轄。②杜魯門接任總統之際,依舊規定占領香港的日軍指揮官向中國戰區總司令投降。③然而,面對中英分歧,美國政府最終決定為“受降目的”而將“香港明確地排除在中國戰區之外”。1945年8月,杜魯門分別致電艾德禮和蔣介石,聲明“不反對由一位英國官員”受降。④

                                            有關香港受降問題的檔案十分零散,加之中、英、美三國立場各異,以致學者們對杜魯門政府的相關舉措各執一詞。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投降之際中國要求收回香港的呼聲日漸高漲,原因之一在于“美國支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美國學者唐耐心(Nancy Bernkoph Tucker)更借此宣稱美國崇尚民族自決、尊重國家主權。⑤這類觀點沒有區分羅斯福的言論和杜魯門政府的態度,將美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轉變立場的時間推遲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另有不少學者認為,杜魯門政府在受降問題上的做法表明其拋棄了羅斯福的主張,轉而“偏袒”或“同情”英國。⑥事實上,杜魯門政府的相關舉措并非簡單的支持中、英任何一方。

                                            1945年初,國際形勢和中國政局的發展趨勢,促使美國國務院重新思考對華、對英政策,對涉港問題的諸多新意見最初是作為其中一部分提出的。國務院一改羅斯福將中國作為戰后四大國之一的計劃,指出中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中國軍隊,但重整中國軍備使其成為東亞強國“不切實際”。國務院也就中英關系指出,美國需“增進中英互信與友好關系”,在某些領土問題上,美國應“歡迎并適時協助(進行)友善的補救安排”,包括未來將香港歸還中國并確保其作為“自由港”。①美國國務院在綜合考量三國關系的基礎上,就香港受降問題強調,從政治-軍事角度出發,不便動用美國軍隊收復港島或九龍租借地。②這份備忘錄由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提交給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Grew),隨后收錄到部際協調委員會的地區研究與政策設計文本之中,成為杜魯門政府研究涉港問題的起點。部際協調委員會參考范宣德提交的備忘錄,整合國務院、戰爭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等部門的意見,逐步就涉港問題形成系統的對策建議。

                                            1945年2月,部際協調委員會下屬的遠東小組委員會就太平洋-遠東問題展開全面研究,研究形成的行動綱領包括《美國占領軍對特殊地區的處理辦法:香港》(編號SWNCC 111)。在其形成過程中,相關人員討論了香港島、九龍、新界的法律地位、美軍參與收復香港需考慮的諸多因素,以及參與香港軍事管治是否明智等問題。③國務院意識到中英兩國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戰后安排問題上的分歧,將于日軍離境之際全面爆發,故于同年5月就美軍應否參與收復香港等事宜提出意見。就美國國內輿論而言,國務院尤其強調“富有見地的美國公眾”認為,香港是“帝國主義”的遺產,美國的參戰目標是要避免英國恢復在華“統治地位”,這使國務院在制定新對策時不得不審慎對待,該問題一旦重提,中美兩國輿論都將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紤]到中美關系的重要性,美國也十分關注中方的態度與對策,指出中國的有識之士無不要求收回“全部殖民地”,蔣介石也曾提出中國政府“保留有收回九龍之權”并可隨時提出交涉。④美國同樣重視英國政府的立場和實際準備工作,深知英國堅持重占香港,更對丘吉爾拒絕“解散大英帝國”的態度記憶猶新。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已就戰后香港管治采取實際行動,成立了香港民政計劃小組,并已指派首席文官及一批高級官員。有鑒于此,一旦美國的軍事行動對收復香港產生影響并將管治權交予英國,既會導致中美關系復雜化,也將在美國國內引起強烈批判;如果美國反對英方的舉措,也必將招致英國的不滿。國務院由此決定,“除非從軍事角度出發確有必要,否則美軍不應參與奪回或攻占香港的軍事行動”。⑤

                                            1945年6月,遠東小組委員會結合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政策建議,完成了第一份綜合報告,承認香港是“英國直轄殖民地”,明確提出美國應“避免卷入”香港戰后地位問題引起的任何爭議。軍事方面,在“協助委員長抗日”的前提下,美國愿意為蔣介石批準的廣州-香港地區的軍事行動提供“后勤支持”“空中支援”,并協助地面聯絡,但相關軍事行動僅僅作為“蔣介石指揮下的中國的軍事行動”,是對“抗日戰爭”的支持,美軍“不參與”香港戰后管治。⑥各部門的政策建議從政治、軍事兩個方面排除了美國政府參與涉港問題的可能性,而杜魯門總統所持態度與上述建議是一致的,他向駐華大使赫爾利下達指示,提出美國“適時”提供“幫助”應該是“滿足共同需求的妥善安排”。⑦日本于1945年8月無條件投降,一切以對日作戰為目標的部署均失去意義。在部際協調委員會完成最后一份政策建議后的第三天,美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獲悉英國將以英聯邦軍隊受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隨即同意將英國太平洋艦隊管轄權交還英方。⑧8月21日,范宣德在呈遞給杜魯門的備忘錄中附上了回復蔣介石的電報草稿,稱香港為英國領土,受降事務不一定嚴格遵循戰區安排,也不必發表特別聲明。①

                                            整體來看,在香港日軍受降爭議中,杜魯門政府的基本原則是接受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不參與”中英兩國在涉港問題上的分歧。杜魯門政府應對香港受降事務和戰后管治問題的實際做法,不具有二戰期間羅斯福提出香港地位問題時表現出來的主動性。在公開言論中,香港不再被宣傳為需要在戰后歸還中國的“帝國”遺產,甚至避免就相關問題發表聲明。

                                            杜魯門執政初期,美國政府和各界人士對涉港問題的態度并不一致,不少美國民眾依然抱持著羅斯福時期的香港形象和“反帝國”理念。在美國應對香港受降爭議期間,國務院公共聯絡辦公室(Division of Public Liaison)曾收到大量民眾信件,這些信件言辭激烈地表示英國重占香港極其“令人沮喪”,即將建立的新世界會因此延續“陳舊傳統”,為增加歐洲商人的財富犧牲亞洲民族的利益。②英國重占香港后,美國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就此展開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的美國公民約占受訪人群的51%,主張香港納入“大英帝國”的公民占28%,其余民眾或不予表態(19%)、或提出其他意見。③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美國政要和社會精英圍繞涉港問題發表的言論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迎合并強化了美國民眾對“帝國”的抵制。但美國政府在確定對外政策時并不以理想化的反帝國理念為圭臬,而是務實地權衡國家利益。杜魯門政府深知公共輿論傾向,提出“不參與”原則的初衷之一即是避免招致民眾批評。杜魯門政府對涉港問題的態度已然脫離“反帝國”語境,即不認為、也不再強調香港是“帝國”遺產,反而承認其為“英國直轄殖民地”。對此,英國駐美官員也察覺到,杜魯門政府不像羅斯??偨y那樣熱衷于“改變香港及其他英帝國屬地的地位”。④

                                            外交史學家唐耐心認為,美國政府至1949年才著手調整對港政策,導致美國不再敦促英國歸還香港的原因是“共產主義”的發展,⑤這一觀點顯然與史實有所出入。二戰結束之際杜魯門政府應對涉港事務的舉措已明顯有別于羅斯福,這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美國依舊需要國民政府積極應對最后階段的抗日戰爭,二是考慮到戰后地區秩序,有必要平衡中、英、美三國關系,故順勢“承認既得權利”。⑥顯然,在美國政府的視野中,香港的形象和價值是隨著美、英、中三國關系的發展不斷調整的。

                                            英國重占香港后,美國政府沒有因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而忽視香港,反而對涉港問題保持持續關注,這主要取決于幾個方面的因素。香港對于中國和歷史上的大英帝國不可或缺,這種唯一性在特殊時期直接或間接影響美、中、英三國關系,是多屆美國政府重視香港的普遍出發點。戰后初期,杜魯門政府在涉港問題上還面臨兩個現實問題,一是相關決策部門認為,國民政府只是暫時擱置了香港地位問題,⑦該問題將成為三國關系中的隱患;二是英國既已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對華貿易和投資前景存在不確定性,香港因此具有了“全新的”和“不斷增加”的價值。⑧有鑒于此,二戰結束伊始,美國國務院下屬的臨時研究與情報處以及商務部國內外商業局遠東司,分別就相關問題展開全面評估,于當年相繼提交《香港未來的地位》《戰后香港與澳門地位的影響因素》等多份報告,①確定了新時期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定位。

                                            戰后初期,亞非國家民族獨立運動掀起高潮,西方國家通過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割占、租界他國領土的合法性受到嚴重挑戰。有鑒于此,杜魯門政府一方面承認香港地位問題是舊時代的產物,另一方面依然宣稱英國統治香港具有“合法性”。相關評估報告對香港地區的三個組成部分作出明確區分,稱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南端由清政府割讓給英國,應由英國行使主權;新界為租約99年的租借地,主權依舊屬于中國,但三個地區被英國作為“統一的經濟與政治實體”和“直轄殖民地”加以管轄。②杜魯門政府雖承認中國對九龍租借地擁有主權,卻強調“殖民地和租借地問題不能相提并論”,終止九龍租約有賴于解決香港主權這一“根本問題”。杜魯門政府由此接受了英國重占香港的事實,對于香港的定位連同關于其他涉港問題的評估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

                                            關于香港的定位,美國相關評估報告一致將香港稱為“飛地(enclave)”而非英帝國治下的“殖民地”。③“飛地”在本意上指的是完全處于某國境內的別國領土,④而香港非嚴格意義上的“飛地”,相關報告之所以將其稱為“飛地”,主要原因在于這一稱謂相較于“殖民地”而言,淡化了宗主國和被統治地區之間的從屬關系。⑤在“殖民帝國”備受詬病并走向衰落的時期,杜魯門政府轉換概念,以“飛地”香港取代“殖民地”香港,既在客觀上避免卷入輿論批評和中英分歧,也在主觀上表達了對香港的定位。

                                            自從美國開始介入涉港問題,歷屆政府無不關注香港對于中、英、美三國的經濟價值。杜魯門政府對于香港經濟價值的評估事實上是與對香港的“飛地”定位保持一致的。相關評估首先淡化了香港在貿易領域對于美國的價值,強調大英帝國內部的稅費優惠政策連同針對帝國以外各國的稅費使美港貿易備受牽制。⑥至于中英兩國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杜魯門政府雖承認香港的興衰與中國內地的發展在步調上相一致并尤其依賴對華貿易,但更強調香港在經濟上的成就首先得益于英國政府長期遵循的“自由港政策”。⑦美國商務部國內外商業局遠東司的研究報告宣稱,香港“經過英國的開發”,由“險峻、貧瘠”島嶼上的“中國漁村”發展為東方“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并作為航運節點“躋身世界大型港口行列”,英國在香港建立的“穩定”的統治秩序和“強權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進一步鞏固、促進了香港的發展與繁榮。報告提及,占香港人口90%以上且作為主要勞動力的華人,連同提供諸多機遇的地區市場,均為香港乃至英國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卻沒有對華人的作為予以關注,甚至將國民政府要求收回香港的經濟動因解釋為“認識到香港的經濟價值”并試圖予以“分享”。⑧從相關評估的措辭來看,杜魯門政府對英國的褒揚和對中國的忽視與羅斯福時期對“帝國”的詬病形成鮮明對照。但杜魯門政府也指出“保護英國的核心經濟利益不一定需要英國控制香港”,⑨通過強調英國涉港經濟利益同香港歸屬不存在必然聯系,闡明了涉港經濟利益與香港地位問題脫鉤的態度。

                                            通過將香港塑造為“飛地”,杜魯門政府在承認英國重占香港的前提下,表明了對于香港地位問題的中立態度,關于香港戰略價值的評價也與這一立場相契合,相關報告格外強調香港的“脆弱性”及其有限的戰略功能。在航空技術取得全面發展以前,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往往取決于海軍建設和制海權,島嶼的戰略價值則有賴于海上強國的整體戰略安排。香港據守歐洲-遠東海上航線的終點,也是向中國大陸延伸的起點,在大英帝國擴張期間一度成為其遠東海上門戶,是太平洋西南海域重要的戰略基地和軍事要塞。但大英帝國的衰落和戰略收縮迫使其將遠東防御重點回遷至新加坡,香港轉而作為帝國前哨拖延敵軍。二戰在客觀上促進了航空技術的進步,但香港的地形條件限制著機場建設規模,在缺乏內地支援的情況下,難以實現有效防御,暴露出海軍和港口的“脆弱性”。①在地理位置上,香港遠離英國本土及其他屬地,使其成為帝國防御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加之中國可能隨時“在戰略和經濟上孤立香港”,香港或將在供給和支援不足的情況下“不堪一擊”。二戰后,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超越了英國,進一步削弱了香港在大英帝國體系中的戰略價值?;谝陨峡紤],杜魯門政府提出,香港對于英國的戰略價值將在隨后的幾十年中“不斷削弱”,香港對于美國的戰略價值更是間接的,其主要作用是輔助落實美國對華、對英政策。②

                                            將香港塑造為“飛地”也有利于美國政府繞開香港地位問題,借助這一地區實施針對中國及周邊國家的文化政策和情報活動。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制定的對港政策中,美國國務院提出將二戰期間面向中國的文化項目加以調整并轉移至香港地區,向中英兩國政府官員、專業人士、科學家、技術人員,以及工商業精英施加影響,同時將領事報告、戰略情報處報告、陸海軍武官報告、美國新聞處中文報刊譯稿及其他中文出版物作為主要情報來源。③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港政策更明確提出,借助香港媒體向華人開展宣傳活動,并將香港作為收集地區情報的中心。④

                                            在杜魯門政府看來,影響涉港問題的主導因素其實是政治因素,面對中英分歧,美方雖承認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但也希望英國做出適當讓步,因此尤其強調香港作為英國“飛地”的定位。戰后初期,國民政府有賴美英兩國的支持,以致在香港地位問題上有所克制,使杜魯門政府認為其不會訴諸武力,只可能通過“貿易管制”“抵制活動”、建設“競爭性港口”等方式向英方施壓。⑤但長期來看,美國政府確信伴隨“通商口岸時代”的終結,保留“香港殖民地”將成為“時代錯誤”,卷入香港地位問題終將陷入兩難困境。⑥有鑒于此,杜魯門政府指出,香港能否繼續作為英國在遠東地區開展貿易活動并發揮其影響力的重要堡壘,取決于英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建議英方“犧牲帝國的一小部分”,通過維護中英友好關系爭取有利條件。⑦

                                            二戰結束后,杜魯門政府改變了戰爭期間對香港的定位,明確將香港塑造為英國“飛地”,相關部門在此前提下全面評估香港在經濟、戰略、文化、政治等方面對于中、英、美三國的價值,為隨后制定對港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1945年底,國務卿幕僚委員會⑧正式通過《美國對中國境內外國飛地的政策》,⑨明確了美國政府對香港地位問題的基本立場,國務院以此為基礎首次制定了系統的香港政策。⑩這項政策強調,對于中國同相關國家關系中的“外國飛地”問題,美國政府遵循“不參與”政策,中國讓予第三國的領土及其他權利將由中國與直接相關國家協商解決。該政策旨在維護“強大、統一、友好”的中國,維護美英友好關系以及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利益。事實上,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美國政府不再借“殖民地”香港開展戰爭動員,也無需借助香港構建地區新秩序,為維護三國關系及地區利益,同時避免留下偏袒英國的印象,美國政府轉而將香港稱為“飛地”,并正式將其寫入對港政策。

                                            二戰以來,伴隨美國的影響力向亞太地區持續滲透,包括涉港問題在內的大量地區性事務都涉及美國因素,美國政府是否介入此類地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在對外政策評估中的重要性。美國政府和主流輿論關于這些地區(問題)的言論,無論是樹立典范,還是展開批判,既是對政策合理性的辯護,也是在輔助政策的落實。相關言論時常迎合或借重于民眾的意見,雙方相互配合,形成強大的話語力量;若官方政策與民意存在分歧,相關話題將淡出公眾視野。

                                            就香港的情況來看,美港關系幾乎與美中關系相伴始終。對于擁有在港或涉港利益的美國民眾而言,香港具有不同的有形價值和象征意義。美國教會在此傳播信仰,美國商人將其作為通往中國內地的“墊腳石”,這里也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前沿地區,①至19世紀中后期,商品、貨幣和人員流通已經促成香港-加州走廊的形成。②這些非政府的經濟與文化活動為美國的海外發展提供了最初的動力與基礎,在積累涉港利益的同時,使香港具備了有形價值。香港對于美國國家利益的無形價值也伴隨美國涉港利益的擴展積微成著:一方面,涉港問題對美國政府處理美中、美英關系具有獨特價值;另一方面,香港在塑造地區秩序和發展道路方面具有示范意義。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尚未制定香港政策。為推動反法西斯戰爭并塑造戰后新秩序,羅斯福及其他政要將香港作為“帝國”遺產和新秩序典范,這一形象得到眾多社會精英的認同與強化,也得到了美國民眾的擁護。二戰結束之際,大國關系進入調整階段,香港對于瓦解“帝國”的無形價值隨之削弱,香港的形象也從“帝國”遺產轉變為中國領土上的英國“飛地”。杜魯門政府根據新的地區形勢分析、評估香港對于美、中、英三國的經濟、戰略、文化、政治價值,強調避免參與有關香港地位問題的政治與外交事務??傮w來看,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之前,美國政府對香港價值的評估和形象的塑造始終圍繞美中、美、英關系,由此形成的相關態度或政策在本質上服務于美國對華和對英政策。

                                            【作者簡介】孫晨旭,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美國外交史、戰后國際關系史研究。

                                            【責任編輯:王湉湉】

                                            Abstract: With th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Hong Kong related issues became one of the critical themes under intensive debate among U.S. government and social elites, which lead to a consensus and a policy framework toward the region during and by the end of the war.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documents, both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reveals that Hong Kongs political importance to China and U.K. as well as its practical and potential values to U.S.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chang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outcom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image from an imperial legacy to a British enclave. The documents indicate that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for U.S. government to depict Hong Kong image, assess its value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y is the China-U.S.-U.K. relationship. Before the reunification of Hong Kong with China, U.S. governments attitude on the regional issues depended to a high degree on thi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icy on Hong Kong by its very nature was a component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U.K.

                                            Key Words:Hong Kong Image, Values of Hong Kong, U.S.-U.K. Relationship, U.S. Chin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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