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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史偶感

                                            2019-08-06 02:44:06 歷史教學·高校版2019年7期

                                            趙學功 范晨星

                                            采訪時間:2019年5月19日

                                            采訪地點: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采訪記錄及文字整理:范晨星(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問:您是怎樣走上史學研究道路的?為什么選擇美國史作為研究方向?

                                            答:首先,非常感謝《歷史教學》編輯部的采訪。說實話,當初柳文全老師提出要進行采訪的時候,自己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感覺這一動議非常有意義。前些年雜志社曾組織了這方面的專欄,刊登了十多位國內知名中青年學者的訪談,并編輯成書出版,反響非常好,我自己也認真拜讀了,從中獲益良多。但同時自己深感學識、能力太有限,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后來推辭不過,便勉強同意了,這也是自己第一次接受這樣的采訪,主要是想把這些年學習歷史的點滴思考和體會,以及一些經驗教訓講出來,請大家多加批評指教,這對自己今后的發展也是大有幫助的。

                                            我本科就讀于山西大學歷史系。雖然是一所地方院校,但那時的山西大學歷史系匯聚了一批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知名學者,學術氛圍也非常好,現在很懷念在那里讀書的日子。當時的校長就是著名歷史學家程人乾先生。記得剛入學不久,就聽說程先生是國內研究東歐史、國際共運史和國際關系史的大家,在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雖然對程先生十分景仰,但除了聽過幾場報告外,作為一名本科生很難有機會向先生請教問題。1988年本科畢業之時,便師從程人乾先生學習世界現代史。跟隨程先生三年,先生耳提面命,言傳身教,從做人到為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先生的諄諄教誨讓我受益終生。跟隨程先生讀書,最大的感受是先生不僅專業知識精深,學識淵博,而且理論水平極高,對問題的剖析鞭辟入里、高屋建瓴,令人折服。指導我們學習的還有王文慶先生和張謙讓先生等,都是知名的世界近現代史專家。

                                            在當時的情況下,限于各種條件,研究生同外界的學術交流很少,信息非常閉塞。程先生多次要我們爭取各種機會走出娘子關,多參加學術活動,向學界前輩、同仁學習,了解國內外學術發展動態,開闊學術視野。正是在程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下,1990年秋我和一名師兄參加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在河南大學舉辦的學術討論會,并由此結識了不少美國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和青年才俊。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學術討論會,收獲很大,初步確定了今后的學術發展方向。研究生應該適當走出去,了解國內外的學術動態,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盡管現在網絡為大家獲取各種學術信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我覺得還是應適當參加一些學術交流活動和會議,當面向國內外的知名專家求教,并建立學術聯系,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和能力,更好地了解國內外學術動態,而且對今后的學術發展也是大有助益的。

                                            南開大學是國內美國史研究的重鎮,也是莘莘學子向往的學術殿堂。1991年9月,自己來到南開,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楊生茂先生攻讀美國史博士學位,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楊先生不僅是南開大學美國史學科的創建者,而且也是中國美國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和開創者之一,長期從事美國史、世界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述豐厚,成就斐然,其論著和學術思想影響了國內幾代美國史學者。求學期間和博士畢業留校工作之后,南開美國史研究室的前輩張友倫先生、陸靜生先生,以及當時在天津社會科學院工作的華慶昭先生等都給予我各方面的支持、幫助和提攜。正是在這些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我才真正走上學習和研究美國史的道路。

                                            問:您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美國與東亞關系史這一領域,為何選擇這一研究領域?

                                            答:選擇這一領域主要是冷戰結束后,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增加,當時對于戰后國際關系史的研究成為大家關注的重點,特別是對于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我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都圍繞朝鮮戰爭與中美關系展開。剛開始寫博士論文時,楊先生叮囑我一定要廣泛收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別注意最新的研究動態。先生特別告誡我,這一課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掌握好分寸;視野一定要開闊,不能寫成戰爭史或軍事史,應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來寫,揭示出相關各方的政策互動;多收集各種材料,注意中外文資料的平衡,不能只看美國學者的論著和美國政府的檔案文獻,必須閱讀其他國家學者的相關成果,避免資料使用上的偏頗;對于國內外的相關資料要保持審慎分析的態度,從中引出自己的獨立判斷,不要人云亦云,等等。由于自己能力和學識的有限,完成的論文距離楊先生的這些要求還相差甚遠。后來經過修改,我在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朝鮮戰爭中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同時還發表了數篇相關論文,認為由于雙方在意識形態、現實政治考慮等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使得中美關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難以實現真正的和解,同時提出朝鮮戰爭是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直接導致了雙方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對立與隔閡。這些看法當時受到學界的一定關注,被認為是當時國內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之一。

                                            其后,我在美國與東亞關系史這一領域又出版了兩本專著?!毒薮蟮霓D變:戰后美國對東亞的政策》對戰后半個多世紀美國東亞政策發展演變的軌跡進行了系統梳理,將其大致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杜魯門政府到約翰遜政府,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遏制與軍事干涉,朝鮮戰爭、兩次臺灣海峽危機、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即是這一特征的體現,越南戰爭則標志著美國在東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第二階段是從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這一階段美國東亞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戰略收縮;第三階段是從里根政府到老布什時期,基本特征是隨著亞太地區的崛起,美國政府決定重返亞太,試圖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亞太地區新秩序”;第四階段為冷戰后時期,當時主要論述的是克林頓政府為構筑“新太平洋共同體”在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種舉措。除了闡釋各個時期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內涵外,該書還剖析了美國東亞政策變化的主要緣由,揭示了美國政策的復雜性及其內在矛盾性。這本書的重點雖然是論述美國對東亞政策的發展演變,但同時也注意到了美國與東亞國家關系的互動性,因為美國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應因東亞地區局勢的變化。

                                            近年在這一領域我出版了《富布賴特:美國冷戰外交的批評者》。富布賴特早年曾擔任美國阿肯色大學校長,1945年進入參議院,由此開始了長達30年的參議員生涯。1959年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直至1974年,成為迄今擔任這一職務時間最長的參議員。富布賴特不僅參與了許多美國重要對外政策的制定,同時也是美國外交的戰略思想家和評論家。他撰寫的著作包括《權力的傲慢》《跛足巨人》和《帝國的代價》等,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提出了許多富有見地的看法,影響深遠。他的一些著作還被翻譯成中文。他積極倡導國際教育文化交流,反對美國對外干涉,主張美國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并改變對中國的敵視政策。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主持召開有關中國問題和越南戰爭的國會聽證會,推動了美國對華政策從“遏制與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的轉變,開啟了美國各界重新認識中國的進程,對日后中美關系解凍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時寫這本書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是自己1999—2000年間曾作為富布賴特訪問學者赴美國馬里蘭大學和國家檔案館從事過一年的學術研究,是富布賴特國際交流項目的直接受益者,有責任和義務將這位對當代美國政治和外交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政治家一生的重要活動介紹給大家,使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他;二是國內對于富布賴特的研究還較為薄弱,美國學界很早就對其外交思想展開了研究,出版了多部傳記和研究著作,而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推動國際文化交流和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等方面,尚沒有系統的研究著作。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學人對相關問題的興趣和關注。

                                            這本書主要以美國《國會記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和會議記錄,以及富布賴特本人所發表的演說、論著等為核心資料。除了對富布賴特的外交思想、活動做了較全面的梳理外,重點論述了其對越南戰爭和美國東亞政策的看法及主張,揭示了富布賴特反對越南戰爭的主要原因及所面臨的困境。富布賴特之所以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改變了以前對越南戰爭的態度,走上了反對越南戰爭的道路,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其一,認識到促使美國在越南越陷越深的所謂“多米諾骨牌理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美國不可能贏得勝利。其二,曠日持久的戰爭給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乃至民眾心理都造成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是諸多國內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只有結束了越南戰爭,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或緩解。其三,越南戰爭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危及美國與盟國以及蘇聯、東歐國家的關系,同時還包含著與中國或蘇聯發生全面沖突的巨大危險。

                                            該書揭示了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在對外政策和戰爭權力上的博弈。實際上,在反對約翰遜的越南政策問題上,包括富布賴特在內,美國國會領導人面臨著很大的困境,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首先是在制度層面,大多數國會議員雖然對行政部門在外交事務方面的權力過大表示不滿,但同時認為國會也并非制定對外政策的合適機構。不僅如此,國會的公開辯論和磋商導致的混亂不僅會導致美國政府對外交決策的舉棋不定,而且勢必會延長戰爭,從而使更多的美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正因為如此,盡管不少議員對越戰持反對或懷疑態度,但始終沒有形成一支強有力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包括富布賴特在內的鴿派在國會中一直處于孤立地位。其次是黨派政治的影響。在對外關系方面,美國一直有著所謂“兩黨一致”的傳統。富布賴特與約翰遜同屬民主黨,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在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方面必須有所克制。同時,他還必須考慮到阿肯色州大部分選民的政治傾向。與南部各州一樣,阿肯色州的民眾大都對越南戰爭持支持態度,贊成美國政府采取一切手段以取得軍事勝利,因而,他們一方面對富布賴特在越南戰爭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誠實和正直”表示敬佩,但同時也對他堅持反對意見的做法感到不滿。正因為如此,富布賴特一方面反對戰爭的升級,但同時也明確表示不贊成美國單方面從越南撤出。顯而易見,為了政治前途的需要,富布賴特在反對越南戰爭的道路上不得不謹慎行事。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在美國擁有一批像富布賴特這樣負責任的、有良知的政治家,才使得美國決策者在對外政策方面終究不敢一意孤行、為所欲為。

                                            最近我在美國與東亞關系史研究領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以中國、美國、英國的三方面檔案資料為基礎,力圖對20世紀50年代三方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進行系統梳理,考察三方關系的互動,以此來揭示東亞冷戰的復雜性。此前已經就這一時期的英美關系與東亞冷戰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發表了數篇文章。通過研究英國在朝鮮戰爭、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和兩次臺灣海峽危機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國在冷戰中的利益與美國并不完全一致,英國非常希望能通過外交努力促進美國與中國關系的緩和,并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英國的東亞政策要考慮的因素比較多,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英聯邦國家的態度等。另一方面,由于實力大不如以前,并將維護和加強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作為外交政策的重心,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英國對美國政府決策的影響。

                                            問:古巴導彈危機是戰后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您曾經寫過一本這方面的專著,當時是出于什么考慮?

                                            答:的確,古巴導彈危機是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進行的一場最為嚴重的直接對抗,將世界帶到了核戰爭的邊緣。這一事件一直是各國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在西方學術界,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論著,但仍有繼續拓展的空間。實際上,我在讀碩士期間就對這一問題產生了興趣,第一次參加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的會議就提交了有關古巴導彈危機與美蘇關系的論文。當然,那時候限于自己的能力、水平以及資料等方面,還談不上真正的研究,只是提出了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經過數年的資料收集和寫作,我于2009年出版了《十月風云:古巴導彈危機研究》。利用相關各方的資料,力圖從國際史的視野對這一問題進行較全面、系統的考察,并提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學者的觀點。個人覺得,只有將這一事件置于當時美國、蘇聯和古巴三方關系的互動及其相互影響之中進行考察,才能對這一危機的根源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說到底,這一危機不僅是美蘇核軍備競賽的必然結果,而且也是美國政府對古巴奉行敵視、孤立和干涉政策的產物。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大都將重點放在美蘇兩國,而忽視了古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寫這本書時,我對古巴在危機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予了較多關注,盡可能發掘使用古巴方面的資料。同時,在一些問題上也力爭提出自己的看法。多年來,西方學界將美國領導人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應對視為危機管理的“典范”和美國“強制性外交的勝利”與“完美體現”,認為這次危機之所以和平解決,主要是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強硬立場,充分利用美國的“壓倒性”戰略優勢和軍事實力,迫使蘇聯領導人不得不退卻,從古巴撤走導彈。這種看法過分夸大了美國軍事力量在危機處理中的作用。實際上,危機的和平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美蘇兩國首腦對核戰爭有共同的恐懼心理,不想讓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體行動上雙方基本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態度,竭力避免沖突的升級,減少戰爭風險。在研究方法上,我力圖使用國際關系學的危機管理和官僚決策等理論,特別是在論述美國和蘇聯高層決策過程中,嘗試把歷史學的敘述與國際關系的理論分析結合起來。

                                            問:您最近發表的一些論文大多圍繞核武器與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這一主題,在這方面有什么心得?

                                            答:核武器是影響戰后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也是當前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研究核武器與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這一課題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冷戰時期核危機的解決,可以為當今國際社會核問題的處理和應對提供某種有益的啟示與借鑒,但國內史學界對此研究較為薄弱。近年來,我個人在這一領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并且大都以個案研究為主,旨在揭示核武器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基于歷史的探討就核武器對當代國際關系的影響進行分析。目前我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核武器與美國對外關系研究》已結項,現正在對書稿進行修改、完善。

                                            對于冷戰的起源,國內學術界已經有不少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意識形態、地緣對抗等方面,從核武器這一視角來探討的成果并不多見,且限于資料等方面的原因,論述不夠深入,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兩國聯手研制原子彈,由此確定了西方對核武器的壟斷。雖然美國政府主要是出于減少美軍傷亡和加速戰爭進程的雙重需要對日本實施了核打擊,但此舉對美蘇關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圍繞著壟斷與反壟斷,美蘇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較量。美國將原子彈視為實現其政治和外交目標的重要工具,對蘇政策愈發強硬。而蘇聯一方面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同時加緊核武器的研制。盡管出于政治和宣傳上的需要,雙方都表示贊成對原子能實施國際控制,但實際上雙方立場迥異,且互不讓步,最終導致原子能國際控制計劃以失敗告終。

                                            核武器雖然不是冷戰的產物,但在促使戰時美蘇同盟瓦解、冷戰爆發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從核武器角度而言,冷戰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的巨大毀滅性所決定的。即使美、英兩國在這一問題上也是紛爭迭起,何況在意識形態、戰略目標、社會制度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嚴重對立的美國和蘇聯,雙方的沖突顯然在所難免。戰時美英兩國將蘇聯排除在外、秘密研制核武器無疑為日后同盟關系的破裂埋下了隱患。在美國領導人看來,這一武器不僅是實力的象征,同時也是實現美國外交和政治目標的一張“王牌”,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同樣,蘇聯領導人也將其視為對付美國和西方、維護國家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美國一開始就在原子彈的研制方面嚴格地保密,并在多個場合向蘇聯方面進行核訛詐,試圖以此促其妥協讓步,這不僅大大惡化了雙方關系,同時也加劇了兩國在核武器問題上的較量。從根本上講,美蘇在核武器問題上的矛盾和沖突是雙方長久以來缺乏必要信任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核武器的出現不僅強化了雙方在諸多問題上的對抗,而且圍繞著壟斷與反壟斷美蘇展開了激烈角逐,由此拉開了愈演愈烈的核軍備競賽的序幕,而這恰恰構成了冷戰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美國不僅對蘇聯實施核外交,對于中國更是頻頻揮舞核大棒。朝鮮戰爭時期,美國政府力圖借助所享有的核優勢,對中朝方面幾次發出核威脅,幻想以此改變戰場上的不利局面,實現有利于自己的和平。但朝鮮戰爭的結果證明,美國的核威懾不僅沒有改變戰場上的局面,也沒有能挽回美國的敗局,對中朝的行動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制約美國在朝鮮戰場使用核武器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是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而不是中國,原子彈是用來與蘇聯抗爭的重要威懾力量;擴大戰爭將給美國在政治上造成嚴重后果;包括英國、加拿大等在內的美國的主要盟國強烈反對使用核武器。正是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美國政府在使用核武器方面不得不有所顧忌。盡管美國國內不斷有人叫囂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但美國政府終究未敢輕舉妄動。最終,只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所謂美國的“核威懾”導致了朝鮮停戰,不過是美國決策者自欺欺人的一個“神話”而已,朝鮮戰爭的結果表明了美國核威懾的限度。

                                            我近期做的另一個案研究,是關于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核威脅問題。1958年發生的“臺灣海峽危機”是國際冷戰史和中美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國內外學界對此已有較多研究,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論著。但是,從核武器這一視角來系統、深入地考察美國政策發展變化的成果卻比較少。在這一個案研究中,基于翔實的美國政府檔案資料,對美國政府內部(包括行政部門和軍方)圍繞核武器問題而展開的討論、決策與行動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影響美國決策的國內外因素。西方不少學者將這一個案作為美國核威懾成功的典型例子,認為美國的核威脅使得中國放棄了解放沿海島嶼的政策,這種觀點顯然過分夸大了美國核威脅的作用。還有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在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中沒有使用核武器,是美國決策者“自我懾止”的結果。

                                            實際上,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核威脅以及戰爭邊緣政策遭到了美國國內和國際輿論的普遍反對,使其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中國領導人從炮擊金門到后來決定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并讓金門留在國民黨手中,完全是基于形勢的分析和判斷而做出的決策,與美國的核威懾無關。不僅如此,正是中國政府奉行的靈活政策才使得美國政府走出了困境。同時,學界一般認為“靈活反應戰略”是美國肯尼迪政府提出的。實際上,美國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的困境,使得美國政府內部對過分依賴核威懾的國家安全戰略提出質疑,特別是美國國務院認為這一戰略過于僵硬,要求將發展常規力量與核力量并重,靈活應對美國所面臨的情況,為此與美國軍方展開了激烈交鋒,這表明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已經走到了盡頭。

                                            問:冷戰時期美國的核戰略是不是處于不斷調整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核武器在冷戰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答:冷戰時期美國的核戰略幾經演變,從初創時的簡單、僵硬逐步走向成熟,變得更為靈活多樣和復雜化。但大體而言,每一屆政府的核戰略都是在核威懾戰略這一框架下進行的調整,都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的重要工具和后盾,核武器始終是美國各種戰略手段中“最具威懾力的最后手段”。美國的核戰略無論是以何種名稱和形態出現,都帶有較強的進攻性、擴張性和冒險性,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的。核訛詐始終是美國核威懾戰略的基本特征,核優勢則是美國實力地位的一個重要象征。

                                            美國的核威懾政策、核力量使用政策、核力量發展政策,以及核軍備控制政策是其核戰略的基本內容,四者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缺一不可,同時,四者之間又相互制約。影響美國核戰略變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其一,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蘇政策的變化。說到底,核武器作為一種重要的威懾力量,是為美國實現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意圖服務的,核政策的發展當然要服從美國冷戰戰略的變化和國家安全的需求。其二,技術的變革。隨著原子能科學的不斷發展,核武器的研制越來越呈現加速趨勢,核武器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小型化、精確化,特別是分導式多彈頭技術的發展,對美國核戰略產生了深刻影響。正是軍事技術的變革,使得核武器從原來的純威懾力量逐步成為可用于實戰、滿足不同形勢需求的真正的武器。同時,技術的不斷進步也使得核武器的通訊、指揮、控制系統變得更為復雜化。其三,蘇聯核戰略的變化。冷戰時期,蘇聯是美國最主要的對手,美國的核力量也主要是用來對付蘇聯的挑戰。隨著雙方軍備競賽的加劇和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的核戰略也因此而不斷調整。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的核政策也是對蘇聯政策和行動的一種反應,體現了對蘇聯威脅認知的變化。核武器的最大作用在于威懾對手,隨著對手戰略力量的不斷增強,美國的核戰略必須相應地做出調整,從而能繼續有效地起到威懾的效果。實際上,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美蘇兩國在核武器問題上進入了一個相互威懾時期。在研究美國核戰略變化的同時,也必須對冷戰時期蘇聯的核戰略有一個較為清楚的認識。

                                            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在展開激烈的核軍備競賽的同時,雙方還就限制核軍備競賽進行了多次談判。兩國領導人深刻認識到,在核時代,一旦發生美蘇全面戰爭,其后果不可想象,這不僅是美蘇兩國的自我毀滅,甚至可能是整個人類的災難。在這一點上,美蘇兩國領導人達成了共識,這是雙方展開對話的基礎所在。同樣重要的是,由于兩國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金用于國防建設,使雙方的經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嚴重影響,特別是蘇聯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失衡。應當說,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備競賽使雙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此外,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人民也強烈反對核武器的擴散,和平運動不斷高漲。因而,核軍備控制成為必要,核軍備控制和核裁軍也成為美國核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核武器在戰后國際關系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這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學界對此爭論不休。一種看法是核武器維持了世界和平。持這一觀點的包括美國冷戰史專家約翰·加迪斯等人,認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性消除了發動戰爭的欲望,因而維持了戰后世界的穩定。在這派學者看來,核武器之所以能夠維護戰后“長久的和平”,就是因為核武器破壞力如此之大,使得任何發動核戰爭之舉無疑是自取滅亡,認為如果沒有核武器,那么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以及中東危機就很有可能升級和失控。因而少數學者甚至贊成核擴散,認為相互威懾是維護和平的基本因素。

                                            另一觀點則認為,核武器與戰后和平沒有什么關系。毫無疑問,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以及對核戰爭的恐懼是遏止美蘇兩國鋌而走險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兩國的行為方式和規則,但由此斷言核威懾維持了戰后的“長和平”顯然是過于簡單了。實際情況是,核武器并非維持和確保了戰后的和平,反而造成了世界局勢的緊張,甚至將人類文明帶到了毀滅的邊緣。

                                            通過對一些個案的初步研究,我個人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盡管在冷戰時期美國決策者將核武器作為實現外交和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但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不僅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使世界面臨著核戰爭的巨大危險,而且美國政府也陷入了內外反對的困境。美國的核威懾并沒有給世人帶來和平,只有徹底銷毀核武器,建立一個無核世界,才能使人類永遠擺脫核戰爭的陰影。

                                            核武器在冷戰時期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了追求所謂的戰略優勢,維護國家安全,美蘇雙方在核軍備競賽方面可以說是不遺余力,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核軍備競賽給美蘇兩國不僅沒有帶來安全,反而使雙方都面臨著被對方毀滅的危險。由于核武器空前巨大的破壞力,使用核武器意味著兩敗俱傷,盡管美國曾多次制定各種各樣的核作戰計劃,并在朝鮮半島、臺灣海峽、中東、加勒比海、印度支那等地區頻頻揮舞核大棒,對其他國家進行核訛詐,但事實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在實戰中使用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國內、國際諸多復雜因素的制約,威脅使用核武器也成為一種“禁忌”。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并非是美國核威懾使然,也非美國的所謂“自我懾止”所致,而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問:您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冷戰史領域,您認為目前國內冷戰史研究面臨哪些問題?如何進一步推進?

                                            答:國內的冷戰國際史研究雖然起步很晚,但發展非常迅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特別是華東師范大學沈志華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享譽海內外??梢哉f,在某些與中國相關的問題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已可以與西方學者并駕齊驅,冷戰史毫無疑問成為了國內史學界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國內學界對冷戰史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個人覺得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研究的不均衡性,表現在研究區域和選題的不均衡?,F在國內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側重于對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研究,并且大都與中國相關,如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蘇關系等,而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注相對不足或甚少。同時,我們的研究還大都集中在戰爭、沖突、危機等傳統議題方面,對于環境、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技術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這就影響了我們對冷戰的復雜性的認識。因而,我們在研究視野和選題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擴大??梢哉f,在這方面要做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包括加強對外國語言的掌握、多國資料的運用、知識結構的完善,等等。

                                            二是需要加強理論的提升。冷戰史實際上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內容非常豐富、復雜,需要借鑒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F在,西方學者已經將國際關系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與冷戰史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大大深化了冷戰史的研究。

                                            三是需要進一步發掘使用中國的檔案資料,包括地方檔案館的資料。當然,這些問題中有些是國內世界史研究面臨的普遍問題,并且大家也都開始關注,已經采取了一些針對性的措施。例如,國內已有多位知名學者撰文呼吁要加強冷戰史研究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結合,提高國際關系史研究者的理論素養,并大力倡導從國際史和跨國史的視角對一些重大問題展開研究。這些理論和方法的運用,都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揭示歷史發展進程的復雜性。同時,為了培養復合型人才,現在一些高校還開設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本科專業,并特別重視學生對小語種的學習,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勢必會對今后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相信經過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國內對包括冷戰史在內的世界史研究,不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都一定會有很大的提升,在國際學界的影響力也會愈益增強。

                                            問:現在進入了大數據時代,這也引起了很多史學研究者的關注。您認為大數據對歷史研究特別是世界史研究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答:首先,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我國的世界史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極大地改善了世界史研究的條件,對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缺乏充分的檔案文獻資料,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狀況。

                                            數量眾多的大型數據庫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研究者可資利用的資料,很多學者稱之為“史料革命”。圖書、報紙、期刊、政府檔案、日記等資料的數字化,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不論是史料的數量還是種類,與以往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例如,研究美國史的學者常用的“美國歷史文檔”系列數據庫,收錄了1639年至20世紀末超過4000萬頁的原始文獻資料,包括美國早期印刷品、美國早期報紙以及美國國會文獻等?!霸紮n案解密”系列數據庫,收錄了美國自獨立戰爭至20世紀末1200多萬頁的珍貴檔案資料,內容包括美國政治與社會、美國外交、奴隸制與南北戰爭、美國民權運動等。而蓋爾公司開發的“蓋爾學術資源”,收錄了15世紀以來出自美國國家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以及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圖書館所收藏的原始資料、報刊、手稿和書籍,達1.7億頁,內容以英國史和美國史為主,包括美國解密檔案在線、珍稀原始典藏檔案、18世紀作品在線、19世紀作品在線,以及英國政府檔案在線等幾十個系列。

                                            大數據時代使得世界史學者獲取研究資料的途徑、方式更為便捷。以往,國內世界史文獻資料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機構和高校,只有國家圖書館和極少數高校的圖書館收藏一些國外的縮微資料,而且很不全面、系統。研究者要想利用原始檔案只能去國外的檔案館或圖書館抄錄、復印。20年前,筆者就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以及肯尼迪、約翰遜和福特總統圖書館進行了一年的資料收集工作。當時確定的研究方向是冷戰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是從杜魯門政府至尼克松政府時期。每天在檔案館都要查閱幾盒子的檔案,并且復制或抄錄那些美國國務院編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中所沒有收錄的、自己覺得有研究價值的檔案。當時抄錄和復印了近萬頁有關的原始資料,而如今大部分資料都可以在相關的數據庫中很方便、快捷地查閱到。應當說,隨著越來越多的數據庫的引入,世界史原始資料匱乏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得到了解決。

                                            同時,數據庫也是對紙質資料的重要補充。舉例來說,由美國國務院編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由于受到美國檔案解密制度以及篇幅等因素的制約,該系列中收錄的不少文件在出版時沒有完全解密,只能部分收錄,或者根本沒有收錄,使得研究者對一些問題的了解很不全面?,F在通過查閱“美國解密檔案在線”或“數字國家安全檔案”等數據庫獲得的有關信息就要豐富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收錄資料的不足。另有一些頗有參考價值的資料,由于篇幅較大,有的多達上千頁,不可能收錄到該系列中,只能在相關數據庫中查閱。因而,學者們在進行相關課題研究時,應盡可能將電子資源與紙質文獻相互參照。

                                            數據庫收錄的大量可資利用的資料使得研究者的選題更具多樣性,對一些問題的探究也能更為深入。原來有些頗有學術價值的選題,由于缺乏足夠的原始材料支撐,難以深入下去,使得研究者最后不得不忍痛割愛。隨著相關資料的大量涌現,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就美國史而言,多年來國內學者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等方向。而如今隨著資料的增加和獲取資料的便利,很多學者轉向城市史、社會史、文化史、移民史、疾病史和環境史等領域,大大拓展了國內美國史研究的領域。在深度方面,近些年隨著越來越多的原始文獻資料數據庫的引入,國內世界史學者已經可以在某些方面像美、英學者那樣進行較為微觀和精細的研究,特別是在古典文明、英國史、美國史和冷戰史等領域,對一些問題的探究應當說具有了相當的深度。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國內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和質量都有了較大提升,與國際史學界展開平等對話和交流的能力也會進一步加強。

                                            在研究方法上,大數據對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計量方法和比較方法的使用。大數據的核心是對海量的相關數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并據此得出相應的結論。以往,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料,國內世界史學者要想對一個問題闡釋清楚尚有困難,更談不上對其進行定量分析和比較研究了。大數據時代使得這種狀況開始發生改變,有學者已經嘗試將大數據分析用于研究經濟史、人口史、環境史。但是,真正運用計量和比較方法取得的有價值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目前還不多見。如何在世界史研究中更好地運用計量方法,仍然是學者們面臨的一大難題。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數據有可能導致世界史研究的不平衡性進一步擴大。長期以來,國內世界史研究在古典文明、美國史、英國史以及日本史等領域,所取得的成果較大,研究隊伍也具有一定規模。而從事德國史、法國史、俄國史,以及非洲史、拉美史等研究的學者人數相對較少,國內主要學術期刊發表的有關論文以及出版的學術著作與前者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缺乏充分的資料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目前來看,有關世界史的大型資料數據庫的內容仍集中在美國史、英國史、西方古典文明等領域,數據庫公司以及材料來源也大多在美、英等西方國家,有可能導致世界史研究隊伍、研究成果的進一步失衡。這種狀況在短時期內難以改變,但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并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以便使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能夠較為全面地向前推進。

                                            大數據對世界史研究造成的另一可能影響就是研究的“碎片化”問題。隨著史料的爆炸性增長,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更多地集中在某些較為微觀的問題上,這樣更易于發掘和駕馭材料,并對問題進行深入剖析,但也有可能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傾向,使得研究者忽視或者缺乏對所探究問題的整體認識和把握。如何將個案和微觀研究做得更有意義,以小見大,“小題大做”,無疑也是大數據時代給世界史研究帶來的一大挑戰。

                                            史料固然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但占有充分的文獻資料只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大數據并沒有而且也不會對傳統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產生根本性變革,更不能改變歷史學的人文屬性。實際上,大數據時代對世界史研究者的學識、能力和素養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研究者對史料進行審慎地辨析、解讀和闡釋。大數據時代愈發需要世界史學者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素養,拓展研究視野,并在研究方法上不斷創新。唯有如此,才能不在海量的史料中迷失方向,更好地駕馭史料,選取更有價值的課題,構建有意義的“宏大敘事”。

                                            問:您剛才一直強調檔案資料的重要性,您在檔案收集方面有什么體會?

                                            答:大數據時代的確給人們獲得資料帶來了極大便利,但在可能的情況下,仍需要學者們到檔案館和圖書館收集原始文獻資料。數字化的資料雖然已經是浩如煙海,但也僅僅是檔案館和圖書館所藏文獻的很少的一部分。隨著人們的選題越來越個案化、多元化,對資料特別是原始資料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很顯然,僅靠數字化的資料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

                                            國際關系史研究的原創研究,更需要以檔案資料為基礎。查閱檔案的確比較枯燥,但同時更多的其實是一種享受。只有親自翻閱一頁頁的原始檔案,你才更能體會歷史的厚重和復雜,切身感受歷史的發展進程。而每每有所發現,更是如獲至寶,欣喜不已。記得當初剛進入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時,面對一大間屋子的檔案目錄,真不知從何處入手,后來還是請教了檔案管理人員,并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才逐步了解了其分類和收藏情況。在檔案館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閱檔案、復制和抄錄檔案。

                                            前面說過,自己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和相關的總統圖書館所復印和抄錄的資料,現在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從數據庫中獲取,但我覺得當時花的功夫并沒有白費。正是因為在檔案館進行了一年的檔案收集工作,使自己對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整體情況不僅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而且對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決策的復雜性等問題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做檔案研究必須下苦功夫,扎扎實實,沒有捷徑可走,這也是歷史學者的一個基本功。不過,對于剛踏入史學研究殿堂的研究生來說,我覺得還是先從二手資料入手為好,最大限度地了解所要研究問題的學術史,然后再進行檔案研究,這樣就不會淹沒其中,同時也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檔案資料的價值所在,并將二手文獻與檔案資料進行有機地結合。

                                            現在還記得當初來南開不久去楊先生家請教問題時,先生就送我一本厚厚的油印的《美國外交史中文書籍、論文和資料索引》,其中收錄了從20世紀初直至80年代中期有關美國外交史的中文書籍、論文和資料約3000多種,這是先生領導的課題組為編寫《美國外交政策史》一書所做的大量基礎性工作之一。該索引并非正式出版物,但非常實用,分門別類,分為十幾個專題,按圖索驥,查閱起來很方便,為研究者了解國內對有關問題的研究狀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甚至在今天,這本索引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因為一些以前的期刊已經???,各種數據庫或許根本沒有收錄;有些圖書也由于年代久遠,也沒有收入圖書館的檢索系統。

                                            歷史研究需要盡可能多地占有資料,特別是原始資料,并且對各種資料進行比對,去偽存真,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審慎地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實際上,我們在研究美國史、冷戰史和國際關系史的過程中,對于美國政府的檔案文獻、相關人物的日記、書信以及回憶錄等所謂的第一手資料,也需要進行認真的辨析??傊?,掌握的資料越多,對問題的了解也就愈發全面、客觀,就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問:您對中學歷史教學有什么看法?

                                            答:對于現在的中學歷史教學了解確實不多。通過與一些中學歷史教師的接觸,結合自身的體會,切實感到中學的歷史教育非常重要,因為這一階段是學生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歷史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對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歷史學的功能是其他學科難以替代的,也是不可能替代的。應當進一步加強中學歷史教學,可以將其作為中學生的一門“通識課”,同時盡可能做到中外歷史文化的兼顧,以便使學生對中外文明的發展演進都能有一個較為全面、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謝謝您接受本刊的采訪。

                                            【責任編輯:王湉湉】

                                            下期預告:王立新教授訪談

                                            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立新教授的研究以思想性見長,開辟了國內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研究的新路徑,近年來又倡導跨國史和國際史的研究,在史學界非?;钴S。相信他的學術道路和治學經驗會對年輕學者有所啟發。

                                            在訪談中,王立新教授談了自己的學習經歷與學術研究道路,重要觀點及其研究過程,跨國史、國際史與全球史的發展趨勢,當前中美關系問題,歷史研究與中學歷史教學的關系,等等,內容深刻,角度宏觀,啟示頗豐,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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